叔本华称有大量新旧证据可以证明“人的残酷无情超过老虎和鬣狗”，他可能是从记述罗马人对待奴隶的材料中收集到很多证据才出此言的。而著名的古典文学学者比尔特却费了很大的力气证明，罗马奴隶的生活总的看来并不可怕。需要说明一点，尽管就一般标准来说他的话是正确的，但同时也是片面的。我们提出相反看法时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他所说的罗马奴隶制好的一面，如果是正确的，我们应该接受。不过这里我要揭示的是罗马奴隶生活的另一面。他们的生活也许挺舒适，这应该能够理解，因为奴隶主不能无休止的虐待和拷打像奴隶这样值钱的财产。古代更是这样，那时候的奴隶不多，主人和奴隶生活在一起，关系很简单。可以明确一点，战俘是古罗马最早的奴隶。像蒙森说的，这是奴隶主和奴隶之间主仆关系的起源。基于这种关系，奴隶绝对不许提供对主人不利的证据。另一方面，国家总是保护奴隶主对奴隶的镇压。它专门设立了捉拿逃亡奴隶的官员，即使只有一个奴隶杀了主人，家中所有的奴隶都要被处死。塔西佗在《编年史》中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我们应该认真研究这个例子，因为它说明，即使个别奴隶主对待奴隶很温和，法律总是不利于奴隶的。塔西佗是这样记载的：“市政长官佩丹尼乌斯·塞肯杜斯被他的一个奴隶杀了，其原因或许是奴隶付了赎身钱仍得不到自由，或许是奴隶不能容忍自己所爱的人被主人夺走。按照古老习俗，这一家的奴隶都得被处死。为了挽救无辜者的生命，平民会发动暴乱，元老院内也有很多人反对这种过分严厉的做法。然而多数人认为不应改变这一惯例。”

    为了替这项残酷的法律辩护，著名法官卡修斯发表了一篇激烈的演说。塔西佗接着讲：“没人敢发言反对卡修斯，但是一片嘈杂声要求怜悯奴隶，不要处死那么多无辜的人，像年老的，还有女人。然而多数人赞成处死那些奴隶。但是法官的命令在挥舞着石头和火炬的示威群众面前无法执行。于是皇帝下令制止，并在通往刑场的路上密布武装警卫。”

    著名的学者施塔尔在他翻译的塔西佗的作品中公正地指出，下层民众强烈反对残杀400名无辜的人，他们的行为与有钱有势的元老院议员们的胆小如鼠和残酷无情形成鲜明的对比。害怕受他们迫害的奴隶人多势众，他们只好坚持这种惨无人道的刑罚。

    罗马奴隶的处境因为不容改变的法律而悲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奴隶主不把奴隶看成人，而是把他们当作可以任意使用的东西。凯厄斯在《论习俗》中说：“奴隶由其主人支配；在任何一个国家，主人都掌握奴隶的生杀大权。”

    因此很容易理解，奴隶主很少觉得关心年老和有病的奴隶是有必要的。大加图说：“你应该卖掉羊毛和羊皮、旧车、铁器、老牛、病羊、病畜、年老的奴隶、有病的奴隶和其他一切多余的东西。”西塞罗曾经说过，为了减轻负担，在紧急情况下，宁可把年老的奴隶扔进海里，也不要扔掉一匹好马。最骇人听闻的对待奴隶的残酷行为经常发生在后期，那时候个人拥有大群的奴隶，因此有“一百个奴隶一百个敌人”这样一句谚语。生活在约公元前200年的普劳图斯说过，奴隶的一生脱离不了拷打，并且时刻面临着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危险。

    在描写公元前38年的佩鲁贾城时，阿庇安简要地谈到这座被围困的城市里奴隶所受到的待遇：“卢西乌斯吩咐把剩下的粮食集中起来，但不能分给奴隶。他担心奴隶逃跑出去会把城内的困境告诉敌人。于是奴隶们在城内成群地饿死，或者在城墙与防御墙之间躺下，把能弄到手的青草绿叶拿来充饥。饿死的奴隶统统被埋在长长的战壕里，以免焚烧尸体会暴露真情，同时也可以避免尸体腐烂发臭，引起疾病。”

    狄奥多罗斯认识到，如果奴隶被当成人看，他们就不会造反，也就不会有奴隶起义。他说：“随着手中的权力变成残忍和暴行，被征服的民族已经完全没有了希望。生活中低贱的人心甘情愿地把名望与辉煌让给高高在上的人，但是如果不被当人看，他就会与残酷的主人为敌。”

    为了反对施虐狂的残暴，奴隶们一次又一次地举行起义。狄奥多罗斯在《历史丛书》中描述了公元前约240年西西里爆发的奴隶战争：“迦太基衰落后40年，西西里人普遍富裕了，随即爆发了奴隶战争。战争是这样引起的：西西里人积聚了大量的金钱以后买回了许多奴隶。从被关押的地方带回来的奴隶，身上立即被烙上特别的标记。年轻的用来赶牲口，其他的也各有其事。奴隶的劳动非常艰苦，吃穿却很少有人管。大多数奴隶以抢劫为生。因为各地都有成群的盗匪在游荡，所以到处发生杀人越货的事，地方长官试图制止，可是奴隶匪帮的主人势力太大，他们无法惩治，只好任盗匪横行。大多数奴隶主是罗马骑士，地方官员不敢得罪他们，因为官员一旦被上告，就要由他们来审判。由于奴隶们的生活条件太恶劣，而且经常被随意拷打，他们实在忍无可忍了，于是一有机会便聚在一起商议造反，最终他们造反了。”

    这次起义惨绝人寰。狄奥多罗斯这样描述造反奴隶的行为：“他们破门而入，不论是谁，见人就杀，即使正在吃奶的孩子也不放过，从母亲怀里把他们夺过来摔死在地上。他们竟然做出当着丈夫的面对妇女施暴这种兽行。”